“负碳排”的生物质面←临新发展要求,产业化路径何去何从?
“生物质能是重要的零碳可再生能源,其开发利用具有负碳排放作用,需加大政策扶持力度,提升生╲物质能在能源转型中的战略地位。”
12月6日,在2021(第三届)全球生物质能创新发展高峰论坛上,多位专家作出以上表述。该论坛由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生物质Ψ 能产业分会、中国农业大学、国际能源署生物质能中国组联合主办。国家能源局新能源和可▃再生能源司副司长王大鹏在会上提出,“十四五”期间,生物质能面临新的发展要求↓,需进一步降本增效,生物天然气、生物质能清洁供暖还需∞要探索产业化、市场化、商业化发展路径。
多位参会专家表示,生物质是唯ζ 一可以多种形态对能源作出贡献的非☉化石能源,可转换为供电、供热、供气(沼气、生物天然气、生物◇氢气等)、液体燃料(生物乙醇、 生物柴油)、固体颗粒燃料,应用于电力、热力、交通、农业等多个领︽域。生物质的形成是固碳过程〖,在使用中不增加大气中的碳,具有天然的碳中性特征,是全生命周期分析意义上的碳∩平衡和零碳能源,具有独特的负碳排放作用。截至2020年底,国内已投产生物质◣发电并网装机容量2952万千瓦,年提供的清洁电力超过1100亿千瓦时。
中国产业发展促进会☆生物质能产业分会名誉会长陈小平在论坛上表示,若结合生物能源与碳捕获和储存(BECCS)技术,预计到2030年,生物质能利用将①为全社会减碳超9亿吨,到2060年将实现碳减排超20亿吨。中国农业大学教授程序表示,要想达到“碳中和”目标,光靠→减少碳排放量是不够的,还需要♀用负排放产生的减量,抵消掉相当一部分的排放量。程序称,生物质通过植物和微生物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※碳,生物残体进入土壤,将碳长期保留于土层之中,也可以收集加工二↙氧化碳,用于种植植物和养殖【藻类,最终使其进入土壤中被长期留存。程序认为,生物质还可以降低煤电的碳排放。预计相当」长时段内,燃煤发电在国内仍要起到电力“压舱石”作用。程序表示,当前燃煤发电的碳减排已进入“瓶颈”阶段,除了提◤高能效、降低煤耗外,几乎没有其■他可行的手段。且经过多轮改造,包括采用超超临界技术,燃煤ω电厂的单位发电量煤耗率已降到接近顶点,潜︾力已不大。“煤电大规模碳减排的唯一①可行途径是□ 生物质与煤耦合发电,这将推动煤电向可再生能源发电的过渡。”程序称。为此,他提出要大力推行用废弃农林生物质,以及用种植的能◆源灌木、草类作为原料,与燃煤耦合发电、并对发电过↑程产生的二氧化碳加以利用和生物碳捕¤获与留存,以大幅度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。生物质与水电、风电、太阳发电并『列为中国四大可再生能源发电行业。但相比水电的成熟商业化运营,风电、光伏快速进入平价时∑ 代,生物质的利用模式仍较为粗放,发电成本居高不下▓,市场竞争力明显处于下风。
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、国家能源局原副局长史玉波提▼出,当前生物质能发展存在四大难题。一是对生物质能认识有待提高,受传统生〖物质能“脏乱差”印象影响,各级政府对发展生物质㊣能的重要性认识不足,甚至个别地方把生物质燃料当作仅次于散煤的高污染燃料,采取限制发◥展政策。二是部门协调仍需加强,生物质能管理职能较为分散,发改委、财政、能源、环境、农业、住建、林草ぷ等均有相关职能,管理职能不能形成有效合力。三是发展╳责任主体需进一步明确,在产业发展中,需要充分考虑生物质能利用的环境、民生效益,应明确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环∩境治理支出责任,并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◤的原则,统筹考虑地方环境治理的财政需求。四是需支持政策有待★创新。目前产业发展单靠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进行支持,随着可再生能源发◣展基金补贴缺口越来越大,资金短缺已严重制约了有机废弃物能源化利用产业的发展。
史玉波︻建议,提升对生物质能绿色零碳属性的认识,完善生物质能产业发展顶层设计,构建政策支持体系,形成△工作合力。此外,建立有机废弃物有偿处理机制,按照“谁产生谁付费,谁污染谁付●费,谁处理谁受益”模式,逐步形成对畜禽粪污、餐厨垃圾、以及其他有机废弃物处理收费的机制,以市场化方式建立安全高效的原料收集体系。能源基金会项目副总裁李@洁在会上表示,同其他商业化的绿色能源相比,生物质能的外部成本低,容易实现♀循环经济。当前除了要梳理相关技术和项目经验外,生物质能的发展还需从顶层设计角度,确立其在碳中和发展路径中的地位。国家可再生能◥源中心原主任任东明提出,目前在发电领域的市场竞争中,生物质发电明显处于下风,未来应该多元化和差异化发展≡。他举例称,在某些生物质能丰富,水电、风电、太阳能存在发展障碍的地区,可适当布局生物质发电;在风电、太阳能丰富的地区布局生物质发》电提供调峰电源;在煤电较多的地区可以布局生物质发电,替代煤电提№供基荷。